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诡案录:民国那些奇案 第13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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丧事颇为隆重,于6月16日在北京市下斜街全浙会馆举办了悼祭,共收得哀挽诗联几百幅。

许多诗联中,都把王国维比为屈原。

日本友人狩野直喜、内藤虎次郎等在日本京都袋中庵诵经追悼,神田喜一郎致悼词,并出刊《纪念册》,题名者60余人,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汉学家中全部名流。日本《艺文杂志》则推出特别追悼号。

家属遵死者遗命,将他安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之原。校长曹云祥为首数十人相送。

之后,清华研究院开学,梁启超手持鲜花,率领研究院老学生,到王氏墓前拜奠,并发表著名的《墓前演说》,声泪俱下。

王国维在大石船上吸烟,吸了很久。

王国维来到湖边长廊迈步,抬头便见冠山杰阁,层层而上,但是这种感受,就未必有了。现在是“年年柳色,昆明诀别”了。

排云殿下,紧临湖畔,有一鱼藻轩。

王国维来到这里。轩顶这四个字可能正中他此时的心意,天下只剩下这一弯湖水还算干净,恰如一面“盘镜”,可以证得我心之净。

十年前,张勋复辟,王国维说:“今日情势大变……结果恐不可言,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,曲江之哀,猿鹤虫沙之痛,伤哉!”“末日必在今明,乘舆尚可无事,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,如再觍颜南归,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!”张勋复辟失败后,向外界宣称“志在必死”,王国维赞叹道:“三百年来,乃得此人,庶足饰此历史,余人亦无从得消息,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,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。”1924年,冯玉祥逼宫,溥仪危在旦夕,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、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,后因形势缓和,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,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,留下性命,以图日后报效。王国维心想,当时死了,倒是好了。眼下,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,他又将挥师出潼关,直取京城,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,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。覆巢之下,岂有完卵?“君辱则臣死”,乃是古之遗训,今日惟有一死,别无选择。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,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:一般都会发现,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,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,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。王国维忠于清室,忠于逊帝,自知复辟难成,大势已去,逊帝行将受辱,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,已经濒于绝望。他还有学问要研究,还有著作要撰写,还有弟子要栽培,还有妻儿要照顾,俗世的一切计虑,只能悉数抛开。他选择颐和园,不为别的,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:“今日干净土,惟此一湾水耳!”

梁任公盛赞王国维的气节和学术,认为他有伯夷叔齐的志气,代表了中国学者“不降其志,不辱其身”的精神,不可以用欧洲人反对自杀的眼光去苛评乱解。学术上,王国维以“通方知类为宗”,不贪多,不昧全,看全部很清楚,做一部很猛勇;《观堂集林》,几乎篇篇有新发明,方法上最科学而合理;辨证最准确,态度最温和,完全是大学者气象。

至于自杀的原因,梁任公认为,那是因为三种矛盾性格合并在一起所造成的。第一,因为王国维有冷静的头脑,所以能看得清楚;第二,有和平的脾气,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;第三,有浓厚的感情,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。

积日既久,只有自杀一途。

王国维之死,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。海内外学者,无论认识他或不认识他,都沉痛悼念,认为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。许多报刊发表追悼专号或追悼诗文,有的学术团体设祭致悼,或捐赠恤金。法国巴黎大学教授伯希和走告巴黎东方学专家,发起向王氏家属捐赠薪俸的活动。德国汉堡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颜复礼博士代表德国政府,聘王国维做“东方学术研究会”名誉会员,聘书还在途中,忽接讣告,又改拍唁电。

以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历历在目,于是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,踱到昆明湖边,他不再迟疑,纵身跃入水中。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,看见有人投湖,立刻奔过去施救,前后不到两分钟,由于王国维头部插入淤泥,口鼻堵塞,遭到窒息,仓促间于是气绝。再说同来的车夫,他一直在园外静等,迟至午后三点多,仍不见王国维出园,他前去门房打听,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,这一惊非同小可,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。这时候天气闷热得很,阴云密布,雷声四起,像要下雨的样子。天公有忧,忧“人间”不幸。

消息传了清华园。国学院人心浮动,尤为凄惶。看看时间已是晚间九点,大家忙乱已毕,收拾停当,曹云祥校长、梅贻琦教务长、国学院的教授学生及吴宓等三十余人,共乘了两辆汽车,往颐和园开去。路上经过朗润园,看见花木森森,各人心中抑郁难言。平日与王国维关系好的人,此时不免脑中泛起王国维的音容笑貌。天气闷热得很,大家都透不过气来。

可悲的是,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,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,不得移动。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,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,就这样,死者面目紫胀,四肢拳曲,仰卧在鱼藻轩中,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,令人惨不忍睹。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,由此可见一斑。法警验尸时,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,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,遗书背面写明“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”。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。纸面虽已湿透,字迹完好无损。全文如下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。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。我死后,当草草棺敛,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。汝等不能南归,亦可暂于城内居住。汝兄亦不必奔丧,因道路不通,渠又不曾出门故也。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。家人自有人料理,必不至不能南归。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,然苟谨慎勤俭,亦必不至饿死也。”

丧事全由清华校方担负,而治丧委员会则由研究院同学成立。梁任公去外交部力争恤金,罗振玉则在天津代王国维拟写《遗折》递呈溥仪,以求加谥及赏赐。后人称此为“伪折”。

溥仪读了此折,大为感动,便下了一道伪诏,谥王国维为“忠悫(音确,诚实也)”公,并赏赐银物若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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