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章工作组进村征粮,覃菊花劝说二伯。
“二伯,这点你放心,只要大贵交枪,我们共产党既往不咎。实在不行,交人也可以。就是讲,叫大贵到区政府签个字,答应不再当土匪了,就没有事了。”区中队队员如是说。
“真的咩?”二伯半信半疑,他知道大贵在土匪队伍里,不仅是个小头目,而且还干过不少坏事,共产党会放过他吗?
“我骗你干什么?看!这里是告示。”区中队队员拿出一张告示,给二伯看,“这里(凯),你看后面落款还有广西省政府的大公章哩。”
“好好好!这样最好,我一定叫我那个仔交枪交人。请工作组领导放心,我一定,我一定……”韦二伯不停地点着头。
游击总队解散后,原游击总队司令员莫云调任龙城区专署付专员,工作范围涵盖龙城周边许多县。由于刚解放,事务繁忙,根本就不沾家。全家的重任都落到妻子覃菊花一人身上。
覃菊花不仅要操持家务,抚养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,自己还得要投身于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之中。由于划乡建区的需要(一般三个乡成立一个区),各区成立区政府,需要大量的干部,覃菊花被组织上调往龙城附近的城北县古桥区妇工队工作。此时,更麻烦的是,她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了。但她是个很要强的女人,二话没说,带着五岁多的孩子,就到古桥区政府报到了。
区政府工作人员都知道她是副专员莫云的妻子,怀有身孕,又带着孩子,大家都很同情她。但有什么办法呢?缺干部呀!能用的都用了。
覃菊花刚开始只是把儿子扔在区政府周围的村民家照看,可经常一下乡做工作,十天半个月才回来,小孩哭闹生病没办法管,麻烦村民不少,一咬牙,干脆她就把小小的孩子扔回老家龙寨村,给爷爷奶奶照看,自己一门心思投入工作之中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,哪个人不是这样呢?不仅要下乡走村串户,做群众的思想工作,还要征粮纳税,打土匪。
白天,去下乡的路上,时刻要防土匪的袭击,就是晚上睡觉也要抱着枪睡,以防土匪半夜偷袭。那个日子过得苦啊,累啊,想说都没力气说出来。大家只有一个信念,那就是:一切都会很快过去的,今天的劳累、牺牲,就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再担心受怕,能够安享幸福生活。为了共同的信念和目标,工作组的同志是再苦再累,甚至牺牲生命,都是值得的!
工作在十分艰难中前行。这一天,覃菊花随同工作组一起来到河畔村。这个村座落在一条小河边而得名,周围都是山,村里共三十几户人家。覃菊花这个工作组,是由区政府工作人员和区中队人员(通常干部由解放军军官,队员由解放军战士和地方武装人员组成)组成。这样的组成,既便于开展工作,又便于剿匪和保护自己。当然,这种清剿和保护,只是针对少量土匪而言,若遇到股匪,那就惨了。
他们常听说,有的地方的工作组,被土匪抓去,不是被枪杀,就是被活埋,甚至有的被割喉、挖眼、割舌头的,基本上没有活着回来的。他们也担心遇到大批的土匪。但任务紧,特别是征粮任务,无论是采取什么措施,必须得抓紧完成,这是硬指标,就是再危险也要去做的。
工作组进村以后,分头到各家各户做工作。主要工作是征税、征粮,收缴枪支弹药,动员土匪家属劝说土匪弃暗投明,放下武器,不与人民为敌。
覃菊花和区中队的一个队员,敲开村里土匪家属韦二伯的家。“吱”一声门开了,韦二伯从门缝里探出个脑袋,一见是工作组的同志,二话不说,就要把门关上。队员眼疾脚快,用脚尖一下子塞住门缝,覃菊花一推门,喊了一句:“二伯!你躲我们干什么?你儿子只要一天还当土匪,我们就天天来。”无奈,二伯只好放他们进屋。
因为是土匪家属,二伯怕共产党打击报复,征粮问题没敢多说,老老实实拿出粮食,收了白条。虽然,他对工作组打白条的问题有意见,但作为土匪家属,他哪敢提呀?说到动员儿子韦大贵缴枪,弃暗投明的问题,二伯说:“我已经找大贵谈了好多次了,大贵有顾虑,他们山上的大哥说了,谁要是交人交枪,就杀他家的人,烧他家的房子。再加上,缴了枪,大贵担心你们共产党怎么个处置他?”